此文章原創：中國社會科學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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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培訓門”案：
中國高校培訓市場的危險信號
□實習記者 江一河
“我已經提起上訴了，正在等候開庭通知。”42歲的于博，在電話中操著濃重的東北口音對記者說。在等待開庭的這段時間里，他主要做的事情是收集有關高校繼續教育行業現狀的資料，令他特別感動的是，這些資料大多是來自于未曾謀面的網友、讀者或電視觀眾。
于博，沈陽某公司董事長。2008年1月，于博交納3.7萬元的學費，報名參加了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第28期“公司治理與資本運作總裁研修班”（下簡稱“總裁班”）。
可是，后來雙方因在教學質量方面存在嚴重分歧，于博一紙訴狀將清華大學告上了法庭。一邊是中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一邊是身價千萬的民企老板，這個案件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由此，有著諸多看點的“清華培訓門”案，逐漸浮出水面。
“我針對的不是清華”
“媒體報道以后，很多人寫信支持我，并給我提供資料。”于博說，至今采訪過他的媒體至少有二十多家，其中包括中央電視臺、《南方周末》等有影響力的媒體，甚至還有國外的媒體。他還透露，支持他的人當中，主要是高校繼續教育學院的合作方和業內專家，甚至還有清華大學的內部職工。
“其實，我針對的不是清華大學，而是該校教育培訓領域的一小撮管理者，我是想幫清華把這個‘毒瘤’清了。”于博特別強調說。
在聲援于博的人當中，有一位引起了媒體的關注，他就是北大醫學部的“特聘教授”張家麟。他聲稱在與北大培訓中心合作辦班的過程中，給后者提供了72%的比例、約63萬余元的分成，后因雙方發生分歧，北大培訓中心便不予配合，最終導致張家麟虧損了20多萬元。
2月19日，張家麟向海淀法院遞交起訴書，請求法院判令北大培訓中心賠償其應得收益472萬余元。此前，張家麟公布了他與被告的合作協議書，從而給“清華培訓門”案中的原告于博，提供了一個有力的“佐證”。
不過，張家麟再三向記者強調，他決定起訴北大培訓中心是早有的想法，跟于博沒有任何關系，他也不認識于博，不過他還是承認，“對于博的精神很認可”。
初步“維權”成功
2008年1月中旬，按照錄取通知書的要求，于博來到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參加“總裁班”的學習。可是，來到學校才知道，第28期的總裁班并沒有如期開班，他被安排在第27期聽課。
據于博介紹，他參加的“總裁班”為期一年，每兩個月上一次課，每次上課為期四天。他選擇上這個班，主要是招生宣傳廣告中說，可以幫助學員“提高實戰能力”、“為公司治理把脈”。這對于正想推動公司上市的于博來說，非常有吸引力。
記者在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網站上找到了第29期“總裁班”的招生宣傳廣告。據該宣傳廣告介紹，“總裁班”創辦于2002年，至2008年5月已成功開辦28期，“至今已有超過2000名高端學員蒞臨本班”，辦學宗旨是“為建設祖國強大的企業家隊伍而奮斗”，師資隊伍中“不乏著名經濟學家、政府高官、學術名流、業內翹楚、企業巨頭”，教學內容是本著“提高實戰能力的要求，精選實際案例，為公司治理把脈；融匯當今理論，解析資本運作的奧秘”。
3月中旬，于博第二次來上課，從第27期班轉到第28期班。校方為第28期總裁班舉行了隆重的開學典禮。可是，于博發現，班里的學員達到了一百四五十人，并不是他當初了解到的“小班教學”的模式：“學員控制在五六十人之內”。這時，有些學員雖然有意見，但并沒有找院方（指清華繼續教育學院，下同）交涉。
5月15日，于博第三次來上課。當日上午，主講教師是中央財經大學的一位知名教授，可是，他講的內容全是20世紀90年代股市的發展歷史。中午下課后，作為班長的于博，找到該老師反映學員的意見，提出多講點現代的東西，如創業板的情況等。下午，由于眼睛疼，于博沒有上課，去醫院看病。三點多的時候，于博接到班委秘書打來的電話，通知“班里出事了，趕快回來”。待趕回學校后，于博看到大部分學員已經走了，在教室里聽課的不到20人，有的還在睡覺，還有一部分人在走廊里嚷嚷。
于博和四五個學員代表，一起去找院方交涉。他們第一個找到的是“總裁班”的項目負責人張忠朝。對方給出的答復是，先把學員的意見集中起來，然后由他去跟院方交涉。
“對方這樣一說，我們才發現問題不對，直到此時，我們才明白總裁班項目是外包出去的。”于博說。
“這讓我們感覺被騙了，有學員提出了罷課。”于博回憶說。憤怒之下，他領著幾個學員直接去找院方領導。如此，大約10分鐘之后，作為繼續教育學院院長助理的陳肖庚，出面跟學員交涉。開始，學員認為陳的級別不夠，有些事情不能做主，便不答應，要求見更高級別的領導。直到有工作人員表示，陳是總裁班的主管領導，能決定事情，學員才作罷。
陳肖庚給出的意見是，學員先恢復上課，學員的意見集中歸納之后，雙方派代表進行交涉。于是，總裁班在當天起草了一個《維權紀要》，有一百多名學員的簽名。《維權紀要》列出了如下主要問題：授課內容和招生承諾嚴重不符；課程組織和服務質量差距較大；小班改大班，影響教學質量；教師不是一線有影響力的教師，商業化太濃。基于此，學員在《紀要》中提出如下要求：對于愿意繼續學習的同學，請學校對于已造成的損失給予賠償；對于要求退學的同學，請安排退款和相應的賠償；給予學員正式道歉，并給予書面改進措施的承諾。
隨后，雙方代表展開交涉。
“雙方各選出四五個代表，相視而坐，跟真的談判一樣。”于博回憶說。
據于博透露，在交涉中，陳肖庚曾表示，該總裁班項目開始辦的時候是很好，可后來就出現了問題，2004年、2005年的時候，問題已經比較明顯了，到2006年問題就更大了，為此院方對張忠朝還多次提出“警告”。于博說，對于陳肖庚的這段講話，他有視頻為證。
5月17日上午，一名主講教師在課堂上竟然出現了知識性錯誤，這再次激怒了學員的情緒。當天中午，陳肖庚代表院方拿出了一個書面答復，并在總裁班進行了宣讀。
對于學員在《維權紀要》中提出的問題，該書面答復均有所回應。例如，對于“授課教師的授課內容與宣傳不符、未能滿足學員需求”的問題，學院決定將另外安排兩天課程作為補償；對于要求退出本班學習的學員，只要學員提出書面申請，學院將按照學校相關財務的管理規定，安排全額退費；對于給學員造成的困擾和憂慮，學院表示誠摯的歉意。與此同時，院方還決定，項目負責人張忠朝“下課”，由清華大學培訓中心主任秦寶波接管總裁班。
“這個答復還是比較中肯的，陳的態度也顯得很真誠。”于博說。
波瀾再起
事情本應到此結束。
然而，事情遠沒有預想的那么簡單。
院方給出書面答復后，于博決定退出維權行動。在離開學校的前夕，于博同陳肖庚還坐下來，探討了中國高校繼續教育的未來。
可是，在去機場準備回家的路上，于博卻接到副班長打來的電話，說院方退學費的條件是拿當初院方開出的發票，或者由本人單位重新開具發票。事實上，總裁班很多學員是以單位的名義來進修的，學費交納是按照公司財務規定走賬的。于博也是其中之一。
“院方當初開具的發票已經在公司做賬了，重新開發票又是違反財務規定的，按道理應由院方開出退學費的發票，再由學員拿到單位沖抵就可以了。”于博解釋說。
隨后，他給陳肖庚打電話，對方告之“這事現在不由他管了，有事找秦寶波主任”。于博便找到了秦寶波，可對方態度強硬，聲稱“不按院方的規定，學費就是不退”，還撂下一句“誰愛告就告去”。
為求證，記者打通了秦寶波的電話，他拒絕了記者的采訪，理由是“要采訪找學校的新聞中心”，不過，他還不忘提醒記者“現在學校還在放假，估計找不到什么人”。
“這事我管定了！”性格有些張揚的于博，第一次產生了起訴維權的想法。可是，據于博稱，當他真決定要告的時候，院方卻打來電話，表示愿意退學費。可此時，于博卻提高了條件：不僅要退學費，還要進行經濟補償。在他看來，參加這個總裁班既浪費了不少金錢，更浪費了寶貴的時間。為此他還提供了近幾年公司納稅的清單，以此證明對于他這樣的年收入超億元的企業老總來說，“時間就是金錢”不是一句空話。
“對方沒有答應我的條件，這樣我才決定告的。”于博說。
法律爭議焦點
2008年7月，于博以單位名義將清華大學告上法庭。最終，因“主體不適合”，一、二審法院均駁回了于博的訴訟請求。
2008年10月10日，于博再次向海淀法院提起訴訟，主要理由是被告清華大學“虛假招生宣傳”。
12月1日，海淀法院開庭審理了此案。
庭審中，雙方爭議的焦點在于，清華大學在總裁班招生過程中是否進行了虛假宣傳，即被告在招生宣傳中有沒有許諾請林毅夫、郎咸平等12位著名學者前來講課。另一個焦點問題在于，總裁班是否存在教學質量低下的問題。
法庭上，被告清華大學給出了三條主要辯護意見：第一，于博提交的包含主講教師、專家列表等所謂承諾的招生簡章是從與清華大學無關的網站上所下載，這些網站從未與清華大學就上述研修班簽訂過任何協議，上述網站中的宣傳，不能視為清華大學的招生承諾。第二，第28期總裁班的絕大多數學員對已授課的教師評估平均分在4分以上（滿分為5分），故于博所訴教學質量存在嚴重問題，與事實不符。第三，在可以退學的情況下，于博仍繼續接受培訓，也表明了他對清華大學培訓質量的認可。
2009年1月23日，海淀法院下達判決書，再次駁回原告于博的訴訟請求。法院給出的理由是：第一，于博提交的證據并不足以證明清華大學在招生過程中進行了虛假宣傳。第二，因于博與清華大學并未簽訂書面的教育培訓合同，對于于博所訴總裁班教學質量低下，缺乏一個明確的判斷標準。
“這五個刊登總裁班招生廣告的網站（原告提供的被告進行虛假宣傳的主要證據），留的都是清華大學的賬號，到我作公證的時候，已經刊登了五六個月了，如果雙方沒有合作關系，后者早已把這些網站告到公安局了。”于博的代理律師鄔宏威對記者說。
鄔宏威還提到，此案的關鍵證據，是項目負責人張忠朝與院方簽訂的教育培訓協議，因為在這個協議中，肯定有雙方對于教學質量的約定。這一點從張家麟提供的他與北大培訓中心的合作協議中可以得到“佐證”，因為高校培訓領域的合同大多是類似的。為此，鄔宏威律師要求法院調取作為關鍵證據的教育培訓協議，可法院并沒有這樣做，也沒有給出書面答復。
“學員對評課老師進行打分時，評估表及統計結果都是由院方掌握的，其公信力很值得懷疑。”于博質疑說。對于為何不選擇退學，于博回答說“如果退學了，意味著我沒有跟清華說話的權利了”。
“你為什么不聯合其他學員一起告？”
“我主要是不想讓大家感覺我是在串聯，在蠱惑人家。”于博解釋說。
張忠朝：清華辭退我是為了“戰略轉移”
“這個班我做了六年了，是清華做得最好的一個班，已成為清華大學的一面旗幟。”張忠朝告訴記者，事情出現后，清華大學的校長還親自找到他，對這個總裁班的質量表示了肯定。“如果班不好，校長能親自找我嗎？！”張忠朝反問道。
在張忠朝看來，在事情處理過程中出現的“關鍵性錯誤”，是陳肖庚在沒跟他商量的情況下，“隨便說這個班辦得不好，還寫了個東西，并蓋了章”。張忠朝繼而認為，這是院方為了盡快平息事件，“迫不得已”才這么做的，以致給鬧事的人落下了一個“把柄”。張忠朝還透露，在這一點上，“學校已經批評了陳肖庚”。
為了證明總裁班的管理規范和教學質量，張忠朝接著說：“這個班紀律最嚴，遲到了不讓進教室，上課打手機轟出教室。”更難得的是，“清華大學的很多院長現在都想自己交錢來上這個班”。
不過，張忠朝也坦言，高校繼續教育行業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例如為了賺錢而不顧社會責任，這也是此案得到“社會共鳴”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張忠朝看來，于博告他這個班，顯然是“打錯了目標”。于博這么做是為了“想出名，想鬧事”。
張忠朝還承認，第28期總裁班的確是出了些問題，可問題不在他。按照慣例，當本期總裁班開學的時候，下期班的開學日期應該確定，“這樣工作才有計劃性”。可是，當第28期班開學的時候，清華大學并沒有如往常那樣批下第29期班。這樣一來，陸續報名的學員只能不斷往第28期班安插，導致班級規模越來越大。張忠朝認為，這樣一來，于博等人就有意見了。
對于清華為什么出現這種“意外”，張忠朝稱他也不知道為什么。不過，他特別補充說，這個總裁班一年至少要辦五期以上，對于班級人數，從來沒有做過要求。在他看來，班級人數多對于企業老總來說，更是好事，因為“人多接觸面廣，人際網絡也越大”。
當記者問到有沒有跟清華簽訂教育培訓協議時，張忠朝沒有直接回答，他只表示“那是他的公司與清華之間的事情，不涉及于博”。
“既然你做得這么好，清華為什么要辭退你呢？”
“清華這是在戰略轉移。”見記者不明白，張忠朝進一步解釋說，“我是以合作單位的身份出現的，做得這么成功，肯定對校方的項目有影響，”“我做培訓已經十年了，清華如果要讓我‘傳幫帶’，我也是非常樂意的。”
對于清華的辭退決定，張忠朝似乎表現得非常大度。“我肯定不會退出培訓領域，如果清華再讓我做什么事，我會全力以赴。”
采訪中，張忠朝不愿意多提及他跟清華的關系，于是話題又很快轉移到于博身上。“清華是于博的母校，于博這么做，是一種不孝的行為。”張忠朝說，“建議清華把于博除名。”
“錢學交易”是一種更嚴重的腐敗
“當今中國大學存在兩個嚴重傾向，一是行政化，大學類似于官場；二是功利化，在金錢利益的誘惑下，大學圣殿成了非常世俗的場所。”有學者這樣對記者表示。
從某種意義上講，現在大學里針對有錢人的“總裁班”、“研修班”之所以越辦越多，主要是跟我國的大學體制有很大的關系。“我國的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都是公立的，這導致校方不惜以犧牲名譽的代價去牟取暴利。即使名譽損壞了，國家照樣給它撥款。”
我國大學繼續教育培訓行業的“功績不可否認”，是提高國民素質的一個有效途徑。但是，大學繼續教育不能以賺錢為目的，如果以此為目的，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一些學校自然會出現虛假宣傳等有違職業道德的行為。“來參加總裁班的，很多是出于‘鍍金’的目的，本意是花高價買個名牌大學的證書。”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種錢學交易，而這個“學”，可以看成是一種大學發放證書的權力。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實際上又是一種變相的權錢交易，同樣是一種腐敗，只不過比后者更嚴重、更深刻，因為它“敗壞了大學的學風，也腐蝕了大學精神的肌體”。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政策與法律研究所所長勞凱生認為，現在大學繼續教育培訓行業已基本走向市場化了，提供服務和接受教育的雙方，組成了一種自由交易關系，遵循的是價格機制、選擇機制和競爭機制。“這與學歷教育有著根本區別。”
勞凱生分析認為，“清華培訓門”事件的出現，是“大學培訓教育市場沒有完全發育成熟的表現”。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很多大學教育培訓項目為了牟取高額利潤，便開始夸大宣傳，以各種方式誘導消費者上當。
“大學的生存發展在于公信力，如果以大學的名義進行培訓，必須重視信譽，信守基本的市場法則。”勞凱生表示。對于如何規范大學教育培訓行業，勞凱生認為，這不僅僅是法規的問題，同時也與社會誠信意識、機制的發展有很大關系。因此，要真正規范大學教育培訓市場，“還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勞凱生也認為，市場化的大學教育培訓，是一種特殊的服務產品，消費者在高價消費的時候，一般對內容不是很了解，難以把握。因此，在當前我國對大學教育培訓行業“沒有特別規定”的情況下，有關政府部門應該盡快作出一些剛性的規定，例如如何對培訓者進行嚴格的資質審查以及如何對教育培訓進行有效管理及監督等。
“大學教育培訓是對學歷教育的一種補充，走向市場是完全可以的，但必須盡快完善相關政策法規，讓大學、培訓機構、消費者之間有一個健全的權益保護機制。”勞凱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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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提起上訴了，正在等候開庭通知42歲的于博，在電話中操著濃重的東北口音對記者說。在等待開庭的這段時間里，他主要做的事情是收集有關高校繼續教育行業現狀的資料，令他特別感動的是，這些資料大多是來自于未曾謀面的網友、讀者或電視觀眾。
Written By: boyu boyu
Date Posted: 200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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